新质生产力-牵出企业当前最紧迫难题
【导读】近期，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广泛关注。《报告》中政府工作任务的首条再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举措，将科技创新和应用放在了重要位置。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受到多方冲击，转型中的企业承受压力较大。尽管国家推动新发展格局意图清晰，仍有部分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痛点”之一，便是如何推动企业、推动什么样的企业进行创新的问题。作者指出，当前，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力量。很多前沿科技发展，由于兼顾理论和应用，既需要人才规模聚集和陌生领域探索，又依托充足财力支持和一线行业感知，技术突破的希望更多在高科技企业。以研发投入看，当前中国研发投入最多的两家公司为华为、腾讯，两家企业年度研发投入金额超2000亿元，占全国总研发经费支出比重超5%。而在大型高科技企业在基础设施、百姓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之时，其生产关系也展现出超越传统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潜力，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企业”。作者指出：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也将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同于传统企业“利润导向型”的模式，其盈利来自员工剩余价值的榨取。创新活动本身的独特性和不确定性，使员工间的“锦标赛”竞争丧失效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愿景变得至关重要，促进了“愿景引导型”企业的形成。因此，传统雇佣关系演变为协作关系，员工不再是被异化、去技能化的劳动力，而被培养成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新型科技人才；短期的恶性竞争逐步被产业技术的良性竞争所取代。在新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新型生产关系也就具有了持续存在，不断再生产出自身的生产力基础。本文为作者（骆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授权发布，原标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构建—基于企业“双重属性”的视角》。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2023年9月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① 1月31日下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②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尤为深刻的是，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总书记和党中央结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战略性判断和重点工作方向，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在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中的指导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多个领域的工作，在经济改革领域，如何理解通过改革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有学者从产业升级角度分析③，有学者强调党的领导④，有学者强调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重要作用⑤，但是，鲜有从企业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基本组织着手进行分析的文献。企业不仅是当前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者和动力源泉。尤其是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力量。以研发投入看，当前中国研发投入最多的两家公司分系华为、腾讯，两家企业年度研发投入金额已超2000亿元，占全国总研发经费支出比重超5%。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看到，创新型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具有显著的双重属性，既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劳动过程控制，又是技术愿景引导的社会性生产组织，前者体现为利润引导型企业行为模式，后者体现为愿景引导型的企业行为模式。强化企业作为实现共同技术愿景的社会组织的属性，可以有力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又可以帮助该双重属性的生产关系完成再生产。因而，新质生产力和体现双重属性的高科技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恰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表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企业内部生产关系调整演化，不仅仅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关系的演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体现。作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企业主要通过雇佣劳动所形成。通过雇佣，一方面赋予了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劳动者劳动的权力，该权力在分配上体现为对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占有，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剥削”；另一方面，为谋生而劳动，是劳动本身被异化为劳动者负担的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被迫劳动不能成为劳动者幸福感和价值感的来源，反而是身心负担，这形成了劳资之间矛盾关系的底座。然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充满矛盾的雇佣劳动关系是打破封建生产组织形式，形成大规模社会化生产的重要途径，适应了生产力发展需要，推动了生产力进步。生产力的进步会重塑生产流程和劳动组织形式，也会改变劳资博弈方式和力量对比。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控制劳动过程首先要掌握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知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符码化知识”，这是可以通过阅读掌握的知识；一类是“默会知识”，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比如工人的专注力、技能和创造力。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博弈，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生产中的知识所展开的。比如，自动化生产等技术被称为“去技能化”的技术，是企业掌控生产过程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将工人的技能等“默会知识”通过实验手段转变为“符码化知识”，降低生产监督的信息不对称，增强掌握该技能的劳动者的可替换性，甚至通过自动化生产取代该技能。要实现这一功能，必须依托科技进步。当前，国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依托便是各行各业愈加成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但是，科技进步不仅会使现有的默会知识符码化，而且会创造出新的默会知识，创新行为本来就是一种默会知识的运用。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2019）就提出，企业是高效生产知识的组织。⑥ 并且这不是纯粹的技术过程，也嵌入到劳资博弈过程中。默会知识的存在提供了劳资合作的基础。拉佐尼克（2007）认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劳资合作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和生产效率。⑦ 用相对通俗的话说，在默会知识的创造和运用过程中，企业家和被雇佣者之间关系是相互协作，相互成就。基于技术创新中对劳动者使用默会知识进行激励所实现的劳资合作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技术创新本身就是市场竞争内生的产物，因此其具有可持续性；其次，这种合作和资本追逐利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对立统一，在不同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环境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可能发生转变；最后，这一合作关系是从资本逐利并控制劳动的过程中内生出来的，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走向和资本支配力的对立面，使企业逐渐演化为以实现某种技术愿景为目标的生产性组织。具体来说，利润引导型的传统企业模式要追求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确保剩余价值生产的高效。通常而言，控制和支配方式以物质手段为主，包括薪酬激励、流程再造、失业威胁等。而高科技企业和传统企业相比，其特点在于其剩余价值的获取，也就是盈利，更主要源于员工的创造性劳动。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一方面，大量的默会知识使得监督变得困难；另一方面，创新本身的独特性和不确定性，使得“锦标赛”竞争丧失效力。于是，“制造同意”的作用得到凸显。因此，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愿景”尤为重要，比如SpaceX提出载人登陆火星、华为的“万物互联”，腾讯的“科技向善”等。良好的企业愿景，不仅能聚拢志同道合的科技人才，还能增强其认同感和凝聚力，提高研发活动中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研发产出，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当企业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是基于创造性、创新性劳动时，愿景引导型企业行为模式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员工持股”，劳资关系大为缓和，收入分配也更加均衡。此时，可以认为在企业内部，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企业内部的新型生产关系。基于企业内部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逻辑，其再生产必须要依托企业持续的创新，并从中获得利润。即要在“愿景引导”下实现盈利和资本积累，形成良性循环。具体来讲，一个适应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愿景能够有效凝聚研发人才，促进研发活动的有效开展，由此带来的研发成果能够为企业带来高利润，而高利润除了满足股东盈利需求，并能进一步促进投资研发，持续推动企业愿景的实现。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现代高科技企业的生产关系，也超出了传统的、仅局限在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大型高科技企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在科学技术创新、百姓生活便利、推动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以赢取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塑造与其企业愿景相统一的社会形象。广泛的社会影响，以及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使这类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的企业”。近十年来，华为5G应用的逐步普及、微信的广泛而深入的使用等就是代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我们又一次站在了生产力水平大发展的前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步将使自动化生产更加智能，机器认知和推理水平的大幅提升，不仅会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下形成对直接生产劳动的替代，还会逐步取代非创造性、创新性的脑力劳动。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仍然是通过对已有的数据进行学习，实现对人类能力的模仿和提升。这一技术路径还无法进行有效创新以拓展类人认知的边界，但算力的优势可以让机器在已有只是边界内更高效地进行应用甚至填补一些空白。这意味着，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要不具备创造性和创新性，都存在被取代的可能。一方面，非创造性劳动被智能化生产取代后，保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雇佣劳动从事的是创造性、创新性生产活动；另一方面，高水平智能化生产条件下，企业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就难以通过加强劳动控制，压榨剩余劳动来实现，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和优化，而这也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因此，在新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新型生产关系在企业内部将体现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更为均衡的收入分配，以创新、创造为主的生产内容，以及以企业愿景为指导的管理模式。新型生产关系也就具有了持续存在，不断再生产出自身的生产力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实现的必要条件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高度发达作为前提，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不仅存在着科技进步被中断，陷入停滞的可能，甚至某些领域的技术还会出现倒退。因为生产力是活在产业和企业内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是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由科研机构、高校、政府机构、企业和市场等要素构成，并在一定的运行机制下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合力，克服其中的矛盾。需要看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很多前沿科技发展，由于兼顾理论和应用，既需要人才规模聚集和陌生领域探索，又依托充足财力支持和一线行业感知，技术突破的希望更多在高科技企业。此外，新的科技成果还必须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系统中落地，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从剩余生产的视角看，“愿景引导型行为模式”再生产背后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是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即，企业为了追逐超额利润而采用新技术（研发），当技术扩散后，超额利润消失了，但社会整体效率提升，能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而且，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还会不断再投入研发。孟捷（2020）将该理论发展为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机制，并提出了实现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条件——科学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⑧首先，科学技术条件是基本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矛盾内生出的新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出增长的同时也会提高有机构成，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会阻碍经济增长和企业的投资。投资是研发的物质基础，投资的放缓会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协调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新技术，尤其是产业技术的良性竞争，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创新体系，才能实现持续、高质量的创新驱动发展。其次，经济条件指的是通过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的协调，保证内需的充足和需求结构的合理，使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不因需求不足而下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构建起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收入分配协调机制，保障实际工资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此外，要发挥国家主导投资的主动性和特殊作用，弥补市场化投资的不足和缺陷，不仅要支持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科学研发，还要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稳定总需求，并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后，制度条件是影响前两个条件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深化改革，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市场主体创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企业资本积累意愿，让社会资金充分投入技术创新，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优势。可见，只有不断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催生出新型生产关系，实现新型生产关系的持续再生产。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视角出发，可以说，“愿景引导型行为模式”下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促进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性目标的实现，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微观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