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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亚平、张学跚:挑战与机遇-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外经外贸的冲击

发布时间:2020-04-23 09:30    浏览量:14544    来源: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天灾,而且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相叠加,必然对全球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天灾,而且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相叠加,必然对全球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我国经过艰苦努力抗疫已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欧美国家的疫情仍在急剧扩展,规模和走势还不可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疫情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日益加深。对我国发展而言,挑战中蕴藏机遇,应对妥当,完全能够化危为机,甚至有望塑造出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全球经贸新格局。


未虑胜,先虑败,故可百战不殆。从底线思维的角度看,疫情至少给我们带来三大挑战。


一是全球经贸活动严重受阻。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不少国家在隔岸观火和自以为是中浪费了宝贵的前期预防时间,造成疫情的全球泛滥,最终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程度不等的自我隔离举措,相当于按下全球范围的经济和贸易正常循环 “暂停键”。3月份以来全球跨境人口流动同比减少了1/4。欧洲与东亚之间以及东亚国家间的汽车零部件及半导体产品贸易链多数阻断。全球风险资产陷入惶恐,到处寻找安全港湾,大量资金一度流入美国债市导致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走低,也有预测资金将流向我国市场避险,真实情况还有待观察。我国对外开放的受到不利影响。国际航班早就减少到“一国一线一周一班”,人员往来上明显受限。全国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0.4%,顺差下降80.6%,贸易规模明显萎缩;对美、日、欧出口分别下降23.6%、14.1%和14.2%,传统市场需求疲弱;加工贸易出口下降17.3%,说明横向分工阻滞严重。虽然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已达41.2万亿元,是商品出口规模的2.4倍,但我国外贸和出口依存度仍在30%和17%以上,疫情对外贸的冲击绝不可等闲视之。更何况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中心地带,向世界200多个经济体出口的商品中,中间品平均超过1/5,如果疫情长时间阻断产业链分工,我国辛苦建立起来的经贸地位可能会遭到侵蚀。


二是世界经济形势整体恶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并没有真正恢复,在此次疫情使冲击下,大概率会陷入深度衰退。以往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根源在于“东西过多或是钱过多”,要么产品过剩导致生产消费失衡,要么货币供应过剩导致债务失衡。此次危机是疫情强行阻断生产链条、抑制消费活动,从经济体系外部进行供需双向“降维打击”,无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辅助疗法”,只能缓解“症状”,不能消除“病根”,各国经济受影响程度,完全取决于全球疫情的防控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显示,因疾病导致的经济损失中约1/3是直接成本,包括人员死亡、企业停工、隔离成本,2/3是间接损失,疫情会蚕食消费者信心,阻碍商业行为,令金融市场趋紧。经合组织一份报告指出,疫情拉低经济增长预期,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至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全球经济萎缩3%。主要经济体应对疫情冲击的主要手段还是财政宽松、货币放水,尤其是美国采取零利率和无下限量化宽松救急政策,即使短期达到刺激效果,从中长期看,在对全球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必将阻碍美国自身及全球经济真正的结构性调整,可以说后患无穷。对我国而言,2008年非典导致经济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此次疫情影响肯定在非典之上。


三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疫情对贸易和经济的影响相对浅表,更值得警惕的是逆全球化的回潮。19世纪中叶英国倡导自由贸易推动第一次全球化,德国、美国等以高关税手段反对。二战后美国推动第二轮全球化浪潮,遭到德国、日本和经互会不同形式的抵制。1978年以来我国参与并助推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如今遭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的反对。不仅美国和西方,这一轮逆全球化思潮甚至拥有宽泛的“民意基础”。有人认为,本轮全球化的尴尬之处在于“几乎引发了所有人的不满”,“新乘客”要升舱,“老乘客”要卡位,还有众多“穷乘客”根本没搭上班机,因此围绕全球化形成了很强的冲突性张力,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再一次抬头。在这一背景下,此次疫情蔓延阻断了全球人流客流,导致全球化面临“失魂”,全球治理赤字阻断了全球物流信息流,导致全球化面临“缺氧”,恐慌情绪阻断了全球资金流,全球化面临“失血”,美国利用这一危机,正在纠集反全球化力量,破坏自己主导制定的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有另起炉灶把我国挤出国际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继续保持一家独大霸权地位的强烈企图。近期美国对华为继续出手打压,表明疫情并没有改变美国的行为方式和行事风格,反而可能会变本加厉。


祸兮,福之所倚。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好事,而是全球的祸害,全人类的大敌,但辩证地看,客观上为我们带来三大机遇。


一是下好先手棋的机遇。这次疫情最早在我国显性爆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落实“四早”措施,也是最早地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2个月就实现从经济社会停摆到基本恢复常态的转变,疫情最重的武汉都解除了封锁,全国各地由“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转到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中国已经成为疫情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较短时间内遏制了疫情,不仅意味着人民生命和社会财富的较少损失,更意味着可以早日回归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轨,换句话说,是为发展赢得了时间。我国发展缺什么?根本上缺的是时间。邓小平同志当年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发展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说的是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仍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只不过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讲的还是时间。此次抗击疫情,我国及时预警、及早通报,为全球防疫提供了近两个月的窗口时间,而从抗疫结果来看,我国及时控制、率先恢复,更是为自身赢得难得的发展时间。疫情终将过去,人类离不开生产,社会离不开消费,世界离不开贸易。我国积极抗疫赢得的时差与形成的时序,可以让我国相对从容地恢复生产流通秩序、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利于在国际经济贸易斗争中打好主动仗、在塑造世界贸易格局中下好先手棋。


二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的机遇。当今世界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产业链的竞争,所谓世界经济贸易格局,背后的主导因素实质上也是全球产业链布局。一个国家有没有完整配套的产业链,决定着它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地位。我们常说我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市场体量巨大、产业体系健全。我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唯一国家,产业配套能力强大。在这次疫情中,产业链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单是防护口罩的生产能力,就由2月份的每天2000万只扩张到目前的每天2亿只,防疫物资不但基本满足自身需要,还大批量支援相关国家,相当于对产业实力进行了一次具体展示。我国不仅工业链完整,而且实现了产业间跨界整合。比如五菱汽车成为全球第一家做口罩的车企;水晶家纺、红豆股份等服装企业也都转产了防护服;中石化旗下的340座加油站开通了“不下车、不开窗、三天量、一整箱、一键送到后备箱”的99元包揽一家三口3天生活所需“安心买菜”业务;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也开通知识付费课程平台,在疫情冲击下实现逆势生长。反观国外,多数国家产业链不全,无法生产足够的防疫物资,只能“佛系抗疫”,甚至使出“群体免疫”这样的歪招。强大如美国,由于第一产业比重占1%,第三产业比重超过80%,制造业比重很低,产业链早已外移,在疫情集中爆发时期,只能劫夺其他国家甚至盟友国家的防疫物资。这次疫情,对不少地区的去工业化以及过度追求产业轻型化倾向是一种强力警示,让国家、社会和企业对产业链的重要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对提升产业链水平的必要性紧迫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将产生有力促动。


三是巩固良好国际形象的机遇。我们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平等互利,在国际上本来已经树立了良好声誉。但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包括有的国家,秉持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诋毁抹黑我国形象上不遗余力。他们说我国不兑现入世承诺、援助欠发达国家助长了受援国家的腐败与不公、对外投资合作制造了债务陷阱,说我们奉行“国家重商主义”、抢夺别国就业岗位、盗窃知识产权、扭曲国际贸易,连西方国家自身防控疫情不力也要,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向我们甩锅。西方一些智库配合默契,设置污名化中国的议题,搞个“三人成虎”,然后就把谬论转化为下一轮诬蔑我们的论据。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总体西强我弱的环境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威信不可避免地经常吃亏受损。201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16%,但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仍不足2%,美国为阻止我国行使申诉权而瘫痪了WTO仲裁机构,并成功阻挠我国提名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人选当选,我国在国际治理体系内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也与在国际经贸中的作用很不相称。这次抗疫的成效和广泛提供的对外援助,刺破了不少国际谎言,巩固了我国成功大国、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大多数国家希望得到我国的协作和帮助,非常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贸易治理中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我们要正视疫情挑战,把握蕴含机遇,善于危中求机、化危为机,努力营造对外开放的国际经贸新格局。


一要在推动结束全球疫情上积极作为。疫情是影响当前全球经贸活动的最大变数。全球疫情不除,我国始终面临“倒灌”的风险,而且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因疫情而停摆,我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推动疫情尽早结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在毫不松懈做好我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充分运用人力物力和有效经验,帮助国际社会抵御疫情冲击,尤其是要优先协调与我国陆域接壤的周边邻国,提升其抗疫能力和消疫水平,营造我国周边疫情防控安全环境,在稳定周边基础上,努力推动全球疫情拐点早日到来,为各国经贸活动尽早回到正常轨道创造条件。


二要在稳固全球产业链上积极作为。国际分工合作阻隔越久,全球产业链上的变数可能就越多。疫情造成的局部物资短缺会刺激大小经济体脱离国际分工,构筑本土产业链和供应链,重建国内垂直分工产业体系。将来疫情结束,全球产业链肯定不会是原来面貌,进入产业链的肯定也不会是原样产品。我国作为国际产业链的中心,一定要充分利用较早复工复产的有利条件,在挖掘成本潜力、创新提升品质上积极作为,切忌搞低水平重复,要靠科技含量拓宽“护城河”,凭内在质量坐稳“高脚凳”,以防在后疫情时代被人替代。2019年我国全部货物出口值中,对欧盟出口占17.2%,对美国占16.7%,对东盟占14.4%,对香港特区占11.2%,对其中一些关键经济体,我们可以积极协调并优先协助抗击疫情,达到可控程度的可立即恢复经贸往来和产业链分工,优先稳定我国经贸往来的基本盘。


三要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上积极作为。二战之后“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国际秩序,本来就在经受各种冲击,疫情引发了有关新的国际观、新的人权观和新的发展观的思考和讨论,对国际秩序的重塑起到了加速作用。美国正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推行逆全球化,放弃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世界可能陷入公共治理产品提供不足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我国没有取代美国的意图,但需要凭借这次抗疫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形象,争取与经贸大国相称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坚定不移反对逆全球化,坚定不移构建国际经贸新格局,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化解美国通过主导双边自贸协定和制定“毒丸条款”挤压我国发展空间,积极参与RECP谈判,努力维护多边框架下的经贸格局。


四是要在深化国内改革上积极作为。渡过疫情危机,参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塑造有利的国际经贸新格局,关键还是办好国内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要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这符合我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既定目标。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改革科技创新体制,营造创新生态,形成创新链条,攻克产业发展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难题,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向上端移动。西方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经常用国有企业补贴扭曲竞争环境说事,我国对农业的价格型补贴也常受西方诟病,都可以考虑完善和改进,以利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经贸活动。


执笔人:

任亚平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主席  


张学跚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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